李克农，在西安事变的研究领域，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人物。在西安事变的前夕与之后，他肩负着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重任，以及中共全权代表的使命，成功解救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并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洛川秘密进行了会谈。紧接着，他又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参与了延安的会谈与西安的谈判。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中，李克农的付出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探讨，以期得到史学界的宝贵意见。

01

1935年终岁尾，当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时，李克农同志刚接任中央联络局局长的重任，便迅速调整工作重心，致力于争取东北军的支持，并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争取上。

红军抵达陕北之际，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正式确立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在会议进程中，还作出决议，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同志被任命为书记，叶剑英同志担任副书记，李克农同志则成为该委员会的骨干成员。会议落幕不久，中共中央又作出决策，成立中央联络局，李克农同志被委以局长重任，对外则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进行活动。

李克农甫一履新，便将工作焦点置于促成张学良所统率的东北军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大业上。当时，红军在与东北军的交锋中，成功俘获了一批对方的基层和中层军官。以此为契机，他巧妙地策划出一项计划。李克农将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落网的120名东北军基层和中层军官，集结一堂，编入一个特设的班级，命名为“解放军官学习班”。他的首要任务是锁定张学良的得力助手——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的团长高福源。

在细致的观察中，李克农敏锐地察觉到高福源胸中燃烧着对祖国深沉的热爱与正义的火焰。由于深受家乡陷落的痛苦，他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意愿尤为激昂。在正确引导下，将敌人转变为朋友并非遥不可及。因此，李克农主动与高福源展开交流。他阐述了我党的立场，即主张停止内战，齐心协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李克农表示，我们热切期望与东北军携手并肩，汇聚起所有抗日力量，共同夺回东北失地，协助东北军重返故土。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跋涉千山万水，甚至实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抵达陕北，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北上抗日……

握紧武器之际，他们成了对手；放下武器之后，他们便成了挚友！东北军的军官们深受触动，恍然间豁然开朗。在那随后的两个多月里，高福源亲炙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抗日救国教诲，深切体会到了红军在政治上的包容与生活上的关怀，他的思想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洗礼，对红军的疑虑渐渐消散，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红军的每一项理念与举措，我都衷心赞同，并深感敬佩。我相信，这些理念与举措不仅我能接受，东北军及张副司令若得闻，亦会接受，甚至可能在抗日旗帜下与红军并肩作战。我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共同抗日，请问你们能否信任我，让我返回？”李克农凝视着高福源的双眼，缓缓点头，紧握着他的手：“我们对你充满信任。”

1936年1月，高福源肩负着庄严的使命，踏上了离开陕北的征程。在启程之时，李克农对他叮嘱道，归来后，不妨先行探询张学良的真实意图。若张学良确实怀有和平的诚意，红军愿意派遣代表进行正式的谈判。高福源抵达洛川后，便见到了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向张学良发出了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虏的高福源团长，现已被红军派遣返回，据说他携有重要机密事务，需向副司令亲自陈述。”次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前往洛川，接见了这位曾经的部下，同时也是红军派来的使者。不久，高福源重返陕北，他详细地向李克农汇报了与张学良会面的经过，并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李克农欣然应允，并亲自担任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随后，李克农还陪同他拜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高福源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誉与勉励。

02

1936年之始，李克农肩负着中共全权代表的重大使命，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了一场秘密的会面。他紧扣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核心精神，凭借其卓越的口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透彻而易懂的解读。

“昨晚，与王君畅谈甚欢，尽管话题简短，却洋溢着诚挚的友谊。张副司令已发电报通知，他将于明日至后天莅临洛川，与我方进行会晤。”

1月20日，经彭德怀转达，毛泽东向李克农发出了电报，其中明确提出了与张学良进行谈判的五大原则方针。

1、我们向对方明确表达了立场，即在抗日反蒋的共同宗旨下，我方衷心期望能与东北军携手并肩，务必确保双方在谈判过程中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2、向彼方发出警告：若东北军未能立足于抗日反蒋的坚定立场以寻求出路，其前途将充满巨大风险。

3、若对方展现出抗日反蒋的真挚决心，我国将全力支持其恢复在平津及东三省的势力。至于军饷与枪械供应，我国亦具备充足的能力予以保障。再者，若对方持有坚定的抗日反蒋意志，不妨考虑推举张学良担任国防政府首脑及抗日联军总司令。

4、李克农继续担任我方驻洛川的常驻代表，经过与对方充分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其在三日内返回甘泉，随后再重新返回洛川执行任务。

5、请派代表到瓦窑堡。

当夜幕低垂，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促膝长谈。张学良毫无保留地表示，在国民党内部，确实有众多人士对国防政府抱有深厚的同情。只要红军展现出真正的诚意，他本人愿意亲自前往南京，与蒋介石面对面，劝说他放弃一党专政的统治方式。他郑重承诺，若此事能够成功，他将在两周之内与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会面。同时，考虑到东北军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为了确保机密，他目前保持谨慎的消极态度。他提出，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应各自坚守既有的防线，明确界线，互不侵犯，并在各自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恢复经济和贸易交流。当晚，李克农将会谈的详细情况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在二月间，高福源拨通了彭德怀的电话，表达张学良的愿望，希望李克农能够重返洛川，以便就一些重要事务展开商讨。

2月21日，李克农从瓦窑堡出发，历经四天行程，于25日安全抵达洛川。考虑到张学良尚未从南京返回，李克农与王以哲先行进行了会谈，并在28日初步草拟了三项协定草案。当天下午，李克农立即通过电报将协定的详细内容上报至中央。

2月2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携手致函李克农，正式提交了一项内容更为完备的四项协定。经过反复而深入的磋商，李克农与王以哲最终就协议内容达成了口头上的共识。

3月3日，李克农紧急向中央发送电报，针对东北军整体协定的最终敲定，强调需待张学良回到陕西后，再做决定。紧接着，他向中央详细汇报了修订后的口头协定内容。当天，彭德怀迅速回复，不仅对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表示认可，还特别要求李克农在洛川停留一周。次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向博古、罗迈等人发出电报，电文详细阐述了口头协定的具体细节，并紧急派遣钱之光前往洛川，指示李克农向王以哲的军需处长说明情况，并请求其协助采购我方急需的物资和药品。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启程返回西安。翌日清晨，他抵达洛川，并在当天下午与李克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他完全赞同红军与67军之间的口头协定，并强调此次来洛川的目的在于全面解决问题，而非仅限于局部。随后，他向李克农提出了若干疑问。

一、为何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蒋介石未被纳入其中？

二、应对抗日抗法策略？

三、为何共产党没有选择宁夏作为迁址地，却选择了跨越黄河，向东方进军？

李克农，以其卓越的辩才，紧循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引，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释。

第一，我党所推崇的统一战线战略，其根本宗旨是汇聚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威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误方针，在强敌压境之际，竟将民族大义置之脑后，热衷于内斗，拒绝抵抗外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仅轻易地将东北三省拱手让予日本侵略者，如今华北地区亦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他却从未停止内战的步伐，甚至对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因此，蒋介石显然不配成为抗日民族阵线的一员。唯有当蒋介石摒弃反人民和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恶劣行为，我们才可能考虑他的加入。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体国民的团结一心，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胜负并非仅由武器装备决定，而是人心凝聚的体现。广泛动员全民参与，这股力量是无比壮大的，过分强调武器的作用是片面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为我们打持久战创造了有利条件，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第三，红军东征的策略，源自政治层面的慎重考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鉴于山西与河北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其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相较之下，宁夏地处边陲，对全国政治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我们对东征取得胜利满怀信心。同时，渡过黄河的行动，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军在军需物资和兵员补充方面的难题。

1、为推进抗日救国的战略协商，张学良提出建议，期望中共委派一位享有充分授权的代表，最佳人选当属毛泽东或周恩来其中之一，以便与张将军开展新一轮的深入交谈。此次会面的地点已确定于延安，而具体的会晤时间将由中共方面自主安排。

2、红军代表前往苏联途中经新疆一事，张学良承担了全权处理的重任，并与新疆的盛世才展开洽谈。

3、中共精心选拔了一位堪当重任的人物，担任驻西安的常驻代表，而张学良则秘密地为其提供保护。

3月5日，李克农通过电报向毛泽东汇报了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就后续行动步骤请求指示。当天，毛泽东回电对李克农的工作表示肯定，对谈判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命令李克农前往山西石楼，详尽地汇报会谈的详细内容。3月7日，李克农从洛川启程，经过延长渡河，昼夜兼程，赶往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谈的详细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希望与中央领导人会面的强烈愿望。中央立即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张学良的请求是真诚的，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决定派遣周恩来与李克农一同前往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一次高级别的会谈。

03

1936年4月9日的延安，度过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李克农与周恩来并肩而坐，与张学良及王以哲就抗日救国的途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彻夜探讨。在交流的过程中，张学良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李克农先生对时局的深刻洞察，使我意识到，我过往的认知确实存在不少偏差……”

1936年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向张学良和王以哲发出电文：“我方代表周恩来同志，将偕同李克农同志，于8日抵达延安。届时，张先生将与我们共同商讨国家的重要事务。我们预计将于7日自瓦窑堡出发，并于8日傍晚六时左右抵达延安城东约二十里的川口。届时，恳请张先生指派专人引领我们入城。至于入城后的安全问题，敬请张先生予以周到的安排。”

4月9日之夜，李克农伴随周恩来，在延安清凉山脚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与张学良、王以哲进行了持续整夜的深入对话。

今夜，我难以入眠，一场将被载入史册的重要会晤，正缓缓揭开其序幕。

延安之行的核心议题集中探讨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张学良毫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于我国而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无疑是歧途。为抵御侵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唯有民主政治的深入人心，方能凝聚亿万民众的磅礴力量，助力抗日战争赢得最终的胜利，并引领国家驶向光明的未来。”

张学良赞同周恩来。

“周先生所言极是，然而就蒋介石而言，我个人的看法与众人略有不同。”

张学良说：

鉴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旨在汇聚一切可用资源，蒋介石显然应当成为这一战线的一员。我们正着力壮大抗日力量，难道应该忽视他所掌握的资源吗？

尤其是我们同属他的麾下，若采纳“反蒋抗日”的策略，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遇到诸多阻碍。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努力纠正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偏颇政策，推动我国步入抗日的正确道路。我们不妨提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口号。若无法将他纳入我们的阵营，我们便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周沉思后言：

张先生的观点无疑深具洞察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我完全认同张先生所提出的“迫使蒋介石抗日”或“联合蒋介石抗日”的策略。若我们无法说服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集团投入抗日战争，那无疑将造成巨大的损失；反之，若能成功争取他们的支持，将带来极大的裨益。回顾历史，我们共产党并非未曾尝试争取这股力量共同抗日，只是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成功的几率极为渺茫。然而，为了抗日救国的崇高事业，我们理应放下成见，全力以赴争取他们的加入。

张学良说：

蒋介石抱持着抗日之志与规划。在我近两年的观察中，蒋介石的确怀有浓厚的民族情感，具备抗日的潜力。目前，蒋介石正站在十字路口，他的失误在于“攘外必先安内”，若能纠正这一错误的国家政策，便有望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现这一目标非易事，需付出艰辛的努力。你们共产党在外施加压力，我在内进行劝说，内外合力，必然能够扭转这一局面。

延安之行的会晤，对于张学良最终决定与共产党携手并肩，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随着延安会谈的圆满结束，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同志重返陕北，并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将军所进行的秘密会谈内容。基于此，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指令李克农持续与王以哲将军保持密切联系，并派遣刘鼎同志担任东北军的常驻代表，不断深化对东北军的工作。同时，中央还命令李克农与刘鼎同志立即在西安建立秘密无线电台和秘密交通线路。李克农同志的杰出贡献，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李克农表现优秀，成绩突出！

04

1936年12月，正值西安事变波澜壮阔之际，张学良紧急向陕北发送电报，急切地恳请中共派遣代表莅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的宏伟蓝图。李克农紧随周恩来之后，火速赶赴西安，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后续的善后工作倾注了不懈的努力。

在中共中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引领下，李克农、刘鼎等杰出统战工作者的大力推动，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先联合共产党抗日”的坚定理念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矛盾日益激化，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遂告爆发。

事变一旦爆发，张学良即刻向陕北紧急发去电报，恳切邀请周恩来火速前往西安，共同研讨抗日救国的重大战略。秉承张的盛情邀约，中共中央决定指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速赴西安，参与事变谈判的各项工作。紧接着，中共中央再次增派李克农、伍修权前往西安提供支援。李克农抵达西安后，便即刻投身于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中。身为中央联络局的负责人，他承担着中共代表内部事务的全面管理重任，工作量极为繁重，日以继夜，辛勤劳作。直至深夜11点过后，他仍需等待周恩来、叶剑英返至住处，那时四周静谧无声，众人早已沉入梦乡。

长期的过度辛劳，加之西北高原那贫瘠而恶劣的生活环境，对李克农本就虚弱的体魄造成了更加沉重的打击。他的心脏病愈发严重，视力也急剧下降，哮喘病更是反复发作，咳嗽声不断。这真可谓是“天命所归，重任在肩”啊！

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原是为了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方针，坚决主张实现“内战休止，一致抗日”的救国策略。当蒋介石同意周恩来及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提出的六项停战及联共抗日要求，并以领袖的风范展现出其人格魅力时，尽管面对杨虎城的坚决反对和周恩来的竭力劝阻，张学良依然坚定地选择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然而，这一举动却让他沦为阶下囚，遭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在南京审判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施展政治迷雾，对西安施加军事压力。以张学良为核心的东北军，此时却面临着群龙无首的困境，军中秩序一片混乱。在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将领普遍执掌营团实权，深得张学良的信任，他们对张学良亦怀有无比的敬意。他们怀揣着炽热的爱国之心，迫切渴望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然而，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显得不够沉着，思想观念上存在偏激和混乱，尤其是对张学良被囚禁于南京的事实，他们难以接受，坚决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在这群人中，以张学良的警卫团团长孙铭九为首。在西安事变爆发之际，他曾亲自率队，冲入华清池，成功将蒋介石拘捕。张学良被软禁后，以孙铭九为代表的激进派与以王以哲为代表的元老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警卫团的成员突然闯入王以哲的居所，对其开枪射杀，这一悲剧——“二·二事件”——本不该发生。消息迅速传至周恩来耳中，他立刻与李克农等人赶到王以哲的家中。李克农目睹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之中，不禁为这位曾在长城古北口浴血奋战、多次与他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悲惨离世而扼腕叹息。王以哲家中哭声震天，一片混乱。李克农等人协助周恩来，布置灵堂，安抚家属，处理善后事宜，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众多东北军将领。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的严重失误险些引发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然而，考虑到他们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以及枪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营救张学良，周恩来、李克农并未回避偏袒少壮派的嫌疑，而是安排他们离开西安，从而避免了东北军内部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考虑到李克农的健康状况，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将他调往西安北部的三原红军驻地休养，而周恩来则毅然决然地穿梭于西安，致力于外交斡旋。李克农与周恩来相互支持，紧密配合，为争取和平的最终实现而不懈奋斗。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事态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西安事变以其改变时局的力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揭开了团结抗日的序幕。李克农在西安事变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